杜周的“诺诺”

　　谔谔是正言批评，《晋书·傅玄传论》：“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不忝其职者矣。”敢于伸张正气，一派谔谔的气度，个人得失无所顾忌，实际上是一种精神风貌，英雄气概。而诺诺则是一种声气，服服帖帖，这种人，有的只是“诺诺”的媚态，奴态，对顶头上司，只有诺声，而无正气，更别指望他有谔谔之铮骨。

　　谔谔之士，不畏权贵，刚正不阿，铁骨铮铮，表里如一，被归有光称赞为“持正之士谔谔”（《送吴纯甫先生会试序》）。

　　十多年前，看电视剧《司马迁》，虽拍得不是很完美，但有一些对话和情节很生动。如司马迁被冤下狱，即将被处以宫刑，身为酷吏的杜周深知自己的劣行逃不过司马迁的秉笔直书，便以“同窗”的身份去“看望”他，对司马迁作了一番“开导”，可谓“语重心长”。片中“原话”没有记录，但仅此“开导”，颇令人玩味：大意是“你老先生不看场合，想说就说，现在闯下大祸，如何收拾！你作为史官，树敌切勿过多！孔子著春秋，提倡为尊者讳的曲笔，万望放在心上！为人处世，不可一味地直，有时也得圆！我身为要官，尚且每天小心谨慎，不敢有万一的疏忽，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可你……”

　　这一番话，是告诉司马迁，会做官还不行，还得会做“人”，要面面俱到，不能老是“谔谔”直书历史，有很多时候，是需要“诺诺”的；不要轻易发表“高见”，不要狗拿耗子；要善於察言观色，分辨风向；只有唯唯诺诺，使上级用你时有一种顺适感，而不感到你是个“刺头”、“意见箱”。把这个“人”做好了，“官”也就做稳当了。

　　话虽只几句，“学问”还是很深的，对“谔谔”和“诺诺”，现身说法，解释很深透了。杜周对此有研究，司马迁不如他，比如迎来送往，察言观色，表里参透，背景探索，心理揣摩，上司亲友关系，嗜好何物……这些“课题”，司马迁简直是个“老外”。

　　但司马迁并不领情，杜周的劣行，早被写入了《史记·酷吏列传》：“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初征为廷史（狱官），有一马，且不全（公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矣。”寥寥几笔，就把他的贪腐劣迹记下了。

　　杜周的这种“从谀”、“少言”，就是“诺诺”的翻版，实质就是一种向上爬的手法，谋官谋权的“韬略”。一方面怡嬉微笑，彬彬有礼，风度翩翩，而一旦有人挡了他的官路和财路，就不管他同窗同乡好友同道，“该出手时便出手”，想方设法下套，使阴招，把“对手”搞下去。说得好听一些是“竞争”，说得实在一点，是黑道而非“人道”。颇似北宋蔡元度，为人嬉笑溢于颜面。虽见所甚憎者，亦加亲厚无间，人莫能测。一个怡嬉微笑的奸佞之徒去向一位堂堂的伟丈夫“做工作”，高谈做“人”的道理，真是个绝妙的讽刺！

　　司马迁写《史记》，只是直话直说，并不曾当堂谔谔指陈，批评上级，他毕竟是个拿笔杆子的学者，并非谏官。但平日生性直率，不会阿谀逢迎，写文章又不会掺假，正是这种谔谔风骨，使杜周之类的权贵看不顺眼。

　　杜周的“诺诺”之道，或可得意于一时，但毕竟活得窝囊，活得沉重。在汉帝的眼里，他不过是条狗。用司马迁的话说，这种人活着或是死了，都比鸿毛还轻。

　　但这种“为官经验”，是一种舆论攻势，不可小看。这种攻势在历代官场都是很凌厉的，形成一种“道德”环境，也是几千年来封建官场的一种“潜传统”。君不见，有人当官一辈子，当从“凤凰池”走出来的时候，却并不是凤凰，而是左顾右盼，交游谨慎、不多发声、只会“诺诺”的木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