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心·平常心（一）

　　流火七月的最后一天，忽闻漫画家缪印堂先生突发肾衰仙逝，我惊愕呆坐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前几天老缪还打来电话谈及水墨小品，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我们相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老缪在中国文联《漫画》编辑部工作，当时还不到30岁，正是玩儿命出“活”的好时候。他画的封面《降龙》精彩夺目、驰名中外。除了画漫画他还画童话插图、科普画页，甚至杂志刊头。从他的画作不难看出师出名门，身手不凡，初具风格。让我们这些般大般小的漫画爱好者羡慕不已。从交往中人们仅仅知道他是来自南京的高中毕业生，凭着自己的作品敲开我国权威的《漫画》杂志社的大门，却不知道这个独身“北上”青年人背后的艰辛，后来才了解些许鲜为人知的磨难。当时，印堂除了终日伏案审稿、改稿、发稿、通信联系作者等事务性工作外，求教于米谷、吴耕、张光宇、江有生等前辈画家就要靠“挤”时间了。至于搞创作就更是业余之业余了，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四小时。

　　在“大跃进”期间，缪印堂被派到河北涿鹿“人民公社”下放劳动锻炼一年，虽然干活累得“脱胎换骨”，但是淳朴的农村生活让这个南方城市青年开阔了眼界，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平平淡淡才是真”的自觉开始成为缪印堂热爱生活、贴近生活、关注生活、反映生活的自觉。也形成了他爱憎分明、情凝笔端的自觉。

　　在上世纪“画画难，难画画，画难画”的年代里，我曾见印堂在北京的街头巷尾采访；在公园和晨练的老少爷们儿聊天；在百货大楼张秉贵柜台旁凝思；在餐厅后厨画速写……他创作的《拾遗记》《让我们举起杯》《书包的背法》等等“歌颂漫画”即是在平淡中求真、求美、求趣成为表现百姓生活的写照。这些有别于那些大轰大嗡的“作品”，在只能画反帝漫画，且不能画“内部批评”的气候里，亦算是聊胜于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