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巷斋的故事

　　我爸爸爱说笑话，总是幽默地说：“我拿支笔混饭吃已经60年了。”可是到了晚年，他仍未有个像样的书房或画室。

　　从前，他那一张书桌，不是放在房间的一角，就是摆在客厅的一角，他没有一个专门读书、作画的地方。他的“装备”与他这个大漫画家的名声并不相称。他的画具极其简陋，铅笔、胶擦、毛笔，加上白报纸，这些就是爸爸的“文房四宝”。他常戏称自己为“公仔佬”。在我的心目中，爸爸这个人只知道为社会做点事，把为大众做点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他自己用什么、住什么、穿什么、吃什么都不重要。他从来习惯对自己少投入，对社会多付出。他有一首写于1949年的题画诗：

　　我有一支笔，唔（不）值二分银，可作大扫把，专门扫瘟神，或作打更槌，以免人“烂训（睡得死）；或作大竹升（扁担），砖头担番几百斤。如果脱离人民称高雅，就变成屎浸关刀唔使恨（没用处）。

　　爸爸称这是他为人民而创作的宣言，尽管他的“装备”很简陋。

　　1980年，被开除“美（协）籍”（是从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开始）达20余年的爸爸恢复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职务。

　　1982年，年近古稀的爸爸才生平第一次获得公家分配的一间不是住房的住房，那是在美协广东分会收回广东画院借用的一幢两层的办公楼。我们住在二楼，爸爸便在这里开始办公兼住宿。楼房原是办公室格局，改造成住房，是用夹板间隔成一厅三室，比以前可神气多了！在阳台砌了间厨房、厕所；还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广东人称“冷巷”。这冷巷倒有一米来宽，爸爸就截出一段砌上一堵墙，作了个书房——这辈子才第一次，终于辟出一块属于他自己的天地了，还不足4平米，也仅够摆上一张书桌，墙上钉了几个简陋的书架，椅子就摆到房门口了。

　　爸爸的冷巷斋，虽然很小很小，但他很满足。当美协决定把这层有90多平方的办公室分配给爸爸作住房时，爸爸简直感到受宠若惊，这儿要比原来租的住处多了一倍。爸爸当时想，美协广东分会还不够地方办公，还是让美协留作开会用吧。割据美协的办公用地，就如割他自己身上的肉一样于心不忍！他对单位的有关人员说：能不能调到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够住得下就可以了。那时也有外人游说爸爸：“住的地方当然是有多少就霸多少，霸得越多越好，哪有让人之理？”爸爸只是笑笑，他的血肉里压根儿没有这种“霸”的细胞，道不同不相与谋也。

　　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另作安排，美协就这样决定下来。爸爸开玩笑道：“这样就只好暂且让廖冰兄占据廖副主席的办公室吧。”

　　这个经广东画院使用了多年的办公室，水泥地面已凹凹凸凸，满地油彩。美协的财务部门向当时的省委申请，由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批下3000元作为把这办公室改装成住房的专款。木工在间隔厅房时用木方钉了框架，然后封夹板。爸爸跟木工说，向厅的一面封夹板就得了，向房间的一面就不用了吧。花公家的钱，爸爸总是不安。但是木工觉得太不像样了，还是两面都钉上夹板。至于地面，爸爸只让用最普通的马赛克铺了客厅，房间全部保留着破烂凹凸不平的水泥地板。砌书房的那一堵墙，连批荡也省了，砖头还是暴露的，看得见多是碎砖。左省右省，结果这笔拨给爸爸装修房子的3000元没有用完，就拿去买了些其他材料，给美协的另外两户人家用去了。

　　1982年起，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社会上附庸风雅之风日盛，前来向我爸爸索画索字的人多起来了。爸爸向来不是搞国画的，连宣纸也很少碰过。人情所迫，不得不也应邀挥毫，点染丹青。挥毫了，点染了，却无印章可用，怎么成？他是搞漫画的，数十年来只有一枚小小的木头图章。幸而有几位善于篆刻的晚辈朋友，给他刻了

　　几枚名章、闲章，其中有一枚就叫“冷巷斋”，人家有书房、画室，我爸爸年到古稀能有这个“冷巷斋”，也算得上有晚福了。反正他这匹很能跑的瘦马，从来不求吃好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