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失忆和我

　　我不羡慕母亲失去了记忆，但我倒是羡慕她失去了对未来的担忧。直至今天，在她漫长的人生中，母亲一直都非常担忧这一天的到来。无论神经学专家诊断会给出什么原因，这种担忧没了，现在，她跟人打招呼时会开心地说：“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在我91岁高龄的母亲入住一家养老院失忆楼之前，我坐在她的新房间的床上，用一支“三福”笔在她的袜子和内衣上写上她的名字，甚至在她刚买的一只蓬发安洋娃娃的脚上也写上。我很艰难地在母亲的运动鞋内找到了可以写名字的地方，我一边写一边想着，如果我活到91岁，不知道我的儿子们是否会用“三福”笔在我的衣服上做标记。尽管我已经很疲惫，我仍然试图在母亲的眼镜附上一块用细小字母写着她名字的带子，但我失败了。于是我决定歇一会儿，把她那些已经做了标记的衣服放进衣柜。

　　我打开衣柜上面的抽屉，倒吸了一口气，因为里面有一本供咖啡店摆放的阿拉斯加画册，是上一位住客留下的，上面有巨大浮冰和华丽北极熊照片。母亲多年前曾去过阿拉斯加，甚至还给她的三个孩子送了她捕捉到的三文鱼。

　　母亲从未用过“三福”在我的袜子上写过我的名字。那时“三福”笔尚未发明出来，但每年我去夏令营的时候，她却都要费心地缝制小小的名字标牌，印上红色字母，缝到我所有的短裤、衬衫和泳衣上。母亲不是贝琪·罗斯（缝制美国第一面国旗之人），我也不是，但在这种贴身衣服上做标记显然是人类进化的一部分。

　　我有三位朋友，她们的母亲都在网购蓬发安洋娃娃，因为她们最近的记忆都消失了。患老年痴呆症的老头会渴望在他们的房间里摆放飞机模型吗？或者是棒球卡（即收集棒球运动员的卡片）？我在母亲的新住所走了一圈，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当然，这里也没有很多老头。我这么说是否意指我们的成年儿子们到了91岁或101岁要在他们的书架上摆放乐高玩具，而那时他们会把精神病楼叫做什么呢？

　　母亲从不让我拥有芭比娃娃，而我对它们也没有一点儿兴趣，但是，等我们这一辈人到了晚年的时候，是否会有一些人在她们的房间里放置芭比娃娃？

　　在和丈夫一起清理母亲家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双还挂着价格标签的漂亮的香子兰色儿童手套，一盒子她为民主党重新划分选区所做的调查报告，一封西联电报局发来的祝贺她父母结婚30周年（他们在一起过了70年）的贺电，以及一张她发出去的贺卡——或者也许没有发出去——那是发给她的一位旧男朋友的，上面写着：“如果我无意中听到的真的是一个求婚的话，即便是偶然的，我也接受。”我还在她的床头柜上发现了一张各州首府名单，她一定是在努力地一次又一次地背诵，因为她感觉到了自己的记忆在一步步地滑走。

　　母亲入住失忆楼已经一个月了，我每次去探访，都会让她看那本有巨大浮冰照片的阿拉斯加画册。我们并排坐在一起，母亲和女儿，女儿和母亲，而她则在用手指追踪着那些华丽的北极熊。我想，我在她最后的那天去探访时，应该将这本阿拉斯加画册留在衣柜上面的抽屉里，好让下一位住客的成年子女读给他们的父母听，以便将我们所有人的父母的记忆棒以及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人的记忆棒接力传递下去。

　　（帕蒂·丹恩，美国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