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当我还是在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的儿科医生时,我追踪了6名患有青少年糖尿病的孩子。这些孩子大部分在刚学走路时被查出糖尿病,从上幼儿园起就对自己的病很负责地遵循严格的饮食并注射胰岛素。不过,当进入青春期后,疾病变成了一种精神负担,成了一个区别于人的标志,他们极度渴望能和同龄人一样。这些一直以来很好地控制着病情的孩子,现在却像反抗父母的权威似地反抗糖尿病。他们忘记注射胰岛素,伙伴们吃什么他们也任性地跟着吃。一次又一次,他们因昏迷或休克被送进急诊室。处于危险的孩子和身心俱疲的父母及整个儿科工作人员,令人害怕、灰心。
作为门诊部的副主任,这个问题被送到我手上,我决定尝试一些简单的事情。我组建了两个讨论组,每个组的成员由三位孩子和另外三位孩子的父母组成。讨论组一周开会一次。
结果表明,讨论组的力量非常强大。与自己父母无法交谈的孩子乐于对其他孩子的父母敞开心扉,表达需要和观点;无法倾听自己孩子的父母也饶有兴趣地倾听其他孩子,关注他们的每一句话。而且,听不进父母话的时候,这些孩子有心情听其他父母的话。每个人都第一次感到自己获得理解,他们放心地哭泣,因为发现别人在乎且能安慰。讨论组的所有成员
相互提供见解和支持,渐渐地,他们的行为改变了,父母和自己的孩子开始以新的方式说话、倾听。当门诊部主任知道这两个讨论组时,这6个家庭的家庭关系都有相当明显的改善,急诊的次数减少了。
主任的气愤令人疼痛。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居然以这么公然的方式逾越专业知识的边界?我又不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如果讨论组内有人被言语伤害或出现情绪困扰,那时我该怎么办?尽管结果甚好,但讨论组被解散了。
健康提供者仍然是一个狭义概念。回想起讨论组的人给予彼此的智慧、善意和理解,我难过。他们不是二流专家,而是从青春期开始生病了,我也不是。我们的人生经验与资格证书具有相同的价值!我认为,直到意识到我们是彼此的健康提供者,并像重视专家的建议一样重视我们提供给彼此的建议时,所有人才能达到健康。这些年来,像这样的小组毋庸置疑地证明了,很多不服从专家医疗方法的问题,可能在团体里被有同样问题的人理解、解决。在这些团体,伤者的概念被打破,每个人都是伤病的治疗者。我们已经获得了治疗的智慧和护理能力。
著名制作人比尔·莫耶斯说,美国生活最传统的一个价值观——共同生活,不能再为所有人建立身体健康。健康要求我们作为个人要更进一步,互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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