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王树忱 （二）

　　温馨的日子总是短暂的，爷爷因不适应上海潮湿阴冷的气候，哮喘病发作得厉害，气都喘不上来，很痛苦！没办法，只得提早回丹东老家。送别那天，父亲觉得这辈子可能很难再见到他老人家了，心里非常难过。后来直到爷爷去世，父亲因为工作原因都没见上他最后一面。我奶奶去世时，也是“文革”时期，当时父亲正在牛棚接受所谓的改造，连见最后一面都成了奢望。记得事后母亲告知奶奶去世的消息时，一贯坚强的父亲听了不禁泪流满面。他一直感叹奶奶生活苦，一辈子没过上好日子，心里非常内疚。但是我们都知道父亲其实是很孝顺的，当时每月发工资的时候，母亲都会先替父亲汇生活费给两位老人。由于“文革”时期交通不便，工作期间又无法请假，而丹东与上海相距遥远，因此无法亲自陪伴在老人的身边，这成了父亲一生的遗憾。

　　我小时候喜爱去父母工作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玩，喜爱看工作人员在赛璐璐上画漂亮精美的人物、动物、花草、房子。那时的美影厂与上海翻译片厂（译制片厂）是在万航渡路618号一个院里办公的，与武定西路上的上海电影乐团也相隔不远，当时三个单位的业务往来也很频繁。记得还是在上小学时的一个休息天，父亲带我到上海音乐厅，这是我第一次踏入神圣的音乐殿堂。当时在偌大的音乐厅里，只有我们几个人，原来台上是上影乐团在排练，父亲大概当时是为自己的片子找配乐上的灵感吧。激越的旋律在空荡荡的音乐厅上空回响，我觉得这曲子非常有气势，很好听。日后在收音机里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才知这便是红遍大江南北的《红旗颂》。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看他为导演的片子配音，我听一个配音的小男孩称他“王老师”，心里顿时一阵激动，我试着问父亲，“爸，您也是老师？”他说对呀，不一定学校里的才能叫老师啊。要知道，我小时候是最敬畏学校老师的，只要是老师说的，即使不怎么对也是一定要听的，家里人为此一直没少笑话我，但没办法，“老师”在我眼里就是这么神圣！可想而知，我听了小男孩的话，当时父亲的形象立马高大起来！我还曾自豪地告诉同学：“我爸也是老师！”

　　这有点儿不可思议，当父亲的早期片子《过猴山》《黄金梦》等早已为国内外观众所知，许多人早已知他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时，我却是从小孩称他为“老师”时，才觉得他很了不起——因为正处“文革”时期，除了红色革命电影，我从没看过父亲以前执导的片子，也不太明白他具体工作是做什么的。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与邻居女孩一起拿着美影厂发的电影票去看《小号手》，当荧屏上出现字幕“导演王树忱”时，我才似乎真正明白父亲担当的重要工作。也是从那时候起，同学们都很羡慕我有那么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位寡言但情感深沉的人，喜静爱思考。除了与来家中的朋友同事谈工作，说到兴起时会嗓门高些，会高兴得哈哈大笑外，平时最多的是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画画写字和看书。在粉碎“四人帮”后，父亲迎来了艺术创作的春天，他抓紧时间拼命地工作、画画、看书，似乎要将损失的时间尽快弥补回来！他勤奋工作，才思勃发，创作了许多构思巧妙独特的漫画，编撰着美术片剧本，从民间艺术中努力汲取丰富的养分，融入片子的人物等造型中……那段时间全家住一间房，往往我在深夜醒来时，仍会看到父亲在台灯下努力进行着艺术创作。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父亲生命中第二个施展艺术才华的时代，他导演的动画片、创作的漫画在国际国内获奖多多，盛名之下的他更不敢懈怠，唯有加倍努力勤奋。

　　1980年5月，父亲带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赴法国戛纳参加国际电影节，在这个世界级的电影节上播放了父亲编剧并总导演的美术片《哪吒闹海》，引起了国外众多媒体的轰动和如潮好评，让世界了解了画面优美、制作精良的中国优秀动画艺术，为中国动画艺术赢得了非常高的国际声誉。随后几年，父亲又编导了《天书奇谭》《独木桥》《选美记》等多部优秀美术片，为水墨动画片《山水情》编写剧本，给后辈留下了丰富的艺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