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漫画缘

　　我出生于一个读书人家庭，父兄都嗜书如命，读书、作诗、练书法，孜孜不倦。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熏陶，也养成了读书的爱好。由于年幼，看的都是儿童读物。有一次去济南市大观园商场买书，发现了天津漫画家朋弟的《老夫子》、《阿摩林》和《老白薯》都是四格漫画，起承转合，一个小故事，共是六本，我全买了来，从此迷上了漫画。后来，又买了《上海现形记》、《阿摩林罗曼史》和《发财还家》等，这是连环漫画了，也是以这三个漫画人物为主角。后来又看了叶浅予的《王先生》，还有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还有别的漫画书，如《老朱画传》、《胖太太》等等，都买了。除了上学，其余时间全迷在这些漫画书里。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带了一本剪报集借给我看，是报纸上连载的孙之隽的《武训画传》，我一见爱不释手，千方百计与他商量，用几本其他的儿童读物和他交换，终于把这本剪报拿到手。还有一次，在济南市“换洋火”的旧货挑子上，发现了一本日本出版的《西游记》，虽不懂日文，但爱上了书中的插图，几经讨价还价，也终于买了来。记得那些日本漫画家画的插图，和中国的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不同，是“日本味儿”的。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丢失了。日伪时期，北京有一份《北京漫画》月刊，十六开本，我也是每期必买，记得在上面发表漫画作品的有梁津、王仲、窦宗淦、王成等。

　　解放以后，有了《漫画》月刊，那时是学习苏联《鳄鱼》画报，最早是八开本，后来改为小本，大约出版到六十年代初就停刊了。我也是每期必买，并且熟悉了新中国的许多漫画家，如方成、钟灵，两个人合作，学习苏联的库克雷尼克塞，那是三个漫画家合用的笔名；还有叶菲莫夫、冈夫等苏联漫画家的作品。看了苏联这些漫画家的作品，我觉得他们都是正规的美术院校毕业的，绘画技法高中国漫画家一筹。中国的漫画家多是非美术专业出身，绘画基本功差一些。于是我从济南外文书店订了《鳄鱼》，是道林纸彩印的。俄文我是一窍不通，只看漫画，特别欣赏冈夫和叶菲莫夫的作品。

　　我从小痴迷于这些漫画书刊，竟也异想天开地自己办了一份“画报”，起个名字叫什么《中华画报》，裁了些白纸订成小本子，里面也模仿什么“专栏”、“连载”等，真是幼稚可笑，只画了两三期便夭折了。

　　长大以后，我参加了教育工作，当了小学教师，后来又调到五岳之尊的泰山脚下“泰安专区小学教师轮训班”学习。1955年，当时我正在泰安学习，周末无事，便想创作漫画投投稿，没想到，竟接连发表了好几幅，其中有发表在《山东青年报》上的《悬崖上的瞎子》和《小王割麦》，《文艺学习》上的《欣赏强盗的书生》和《蜗牛壳里的才子》等。这些“作品”，今天看来自然是幼稚的，但能够发表，对我的鼓舞很大，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记得还在《漫画》月刊上发表过一幅《卫生模范》。

　　1956年，继“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之后，山东省也召开了“山东省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蒙《山东青年报》社推荐，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只有我一个人是画漫画的，主办方便把我编到诗歌组里去了。由于这个原因，泰安地区的几个业余作者在散会回到泰安之后，还组织了一个“青松”文艺创作小组，组员有闫兴盛、王润身、张波帆和我，后来也活动了几次。

　　后来，由于工作岗位调动、三年困难等等原因，我的漫画创作也是停停画画，画画停停。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精神振奋，刊物、报纸、书籍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我的投稿也多了起

　　来。记得在《工人日报》的漫画专栏《工人的画》发表了一幅《学习会上难开口》，还得了奖，奖给了我一个文件包，两本印有《工人日报》金字的大速写本。

　　这时《讽刺与幽默》也创刊了，我当然想赶快订阅，但当时规定，《讽刺与幽默》只发行到地级城市，当时我已调到莱芜县八中担任教师，订不上报纸，只好写信托我当年的文朋诗友王润身同志代办。他当时仍在泰安市工作，是地委专署所在地，可以订阅《讽刺与幽默》，便由他订了收到之后，再装入信封给我邮寄来。《讽刺与幽默》刚创刊时是四开四版，一直到现在的十六个版，我依然订着，保存着，在书橱内已是高高的一叠报纸，一期不缺。至于我发表过的漫画作品，从最早的《悬崖上的瞎子》到现在，全国性的、省级的、地市级的报纸上，已经发表了一千三百余件。在《讽刺与幽默》上发表的作品，记得最早的一件是1980年第二期上的一篇小文《上班休息》；漫画作品最早的一幅是发表在1982年第11期上的《真假悟空》。后来有一幅《老淘气》还得了奖，奖给我一枚猫头鹰铜牌，并选入了《讽刺与幽默》漫画集。我还积极对刊物提出意见和建议。1999年《讽刺与幽默》改版扩版，我寄去了一篇《关于改版扩版的意见与建议》的小文，登在了第21期上。这些都是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我已84岁了，创作也越来越少，几乎停顿了。最后一次在《讽刺与幽默》第870期上发表的六幅一组的《一叶知秋》，真的是由这“一叶”而“知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