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讽幽》三个多月的日子里,老师们随时要检查我的“作业”,不断出题让我按时完成。他们不保守、不厌其烦帮我出点子、改草图,有时提出批评。生活上,老师们对我十分关照。我住在报社招待所,一天晚上,英韬突然推门进来,他坐在我床边,摸摸暖气热不热,摸摸我被褥厚不厚。大年初三,他请我去家里,早备好一桌丰盛晚餐,还特意做了两个奶油沙垃西菜,他高兴地打开一瓶洋酒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饭后,他拿出好多画册让我看。他兴致勃勃地介绍出访欧洲、日本的一些见闻、趣事。有一次,他给我一张别人送他的人民大会堂晚会入场券,我喜出望外,那时能进大会堂是无尚的荣幸。晚会7时开演,不对号入座,我买了两个面包一瓶桔子水,5时就进入大会堂,找到观众席第一排正中间的那个座位,我坐在那宽大舒软的沙发椅子上,上下左右看的眼花缭乱,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心潮澎湃,浮想连翩。快开演了,前几排观众有点骚动,我扭头一看,好多人陪着两个像领导的人走来,我旁边的一位老北京说,那是副委员长赛福鼎和四小名旦张君秋。他们慢慢坐在我身后第三排位子上。我心里毛呼呼的,有副委员会长“陪我看戏”真是有幸。两个小时的晚会我兴奋地只注意了四周的景致,有印象的是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和苏小明的歌曲“军港之夜”。散场时我依依不舍,几乎最后一个离开。
英韬主持《讽幽》的日子,是刊物比较好的时期。他有胆有识,办刊宗旨明确:漫画嘲弄邪恶就是维护善良,抨击歪风就是主持正义,批评落后即是歌颂光明。他经常说,除了要把握准政治方向还得注重作品完美的艺术水平,漫画不是图解政治,幽默不是肤浅无聊的嬉皮笑脸。为了提高漫画家的综合素质,他比较早地提出漫画家应是学者的观点。为扶持培养漫画队伍,《讽幽》经常刊登基层漫画组织的专版专栏并评介作者。他积极推进漫画事业发展,扩大视野,开展国际交流,多次邀请日本进步漫画家森哲郎、印度漫画家莱克斯曼等来北京、西安等地举办展览、座谈交流。1982年英韬又组织了首次《中国现代漫画展》赴日本巡展,使中国漫画走出国门,扩大了影响。在培养作者方面,英韬老师想方设法,功不可没,是新中国漫画史上的一位可敬伯乐。
1982年3月,我在《讽幽》借调期满。英韬让我向单位请示能否续留一期,我说恐怕不行,好借好还,不然以后单位不放我出来了。英韬听了哈哈大笑说:“君子协议,那就后会有期”他又问我这三个月最深的感受和对《讽幽》有什么建议。看他一脸的郑重,我心里一下涌上一股暖流,生离重于死别,一时激动得我不知如何回答,但我心里明白,能在我崇敬的老师身边随时聆听他们的指教和帮助,学到了他们对漫画艺术的执著精神,时间虽短,这成了我漫画艺术道路上的一个转折和新起点。
岁月如梭,人生如梦,转眼30多年过去了,又仿佛在昨天。我在《讽刺与幽默》100天日日夜夜的一些琐碎记忆历历在目,至今难忘。2009年江帆老师病故,2012年,英韬老师又离我们而去,但他们崇高的人品艺德,笑貌音容,留给我难以磨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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