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老汉装高雅,起个杂文的标题也往“学术”上挂。我不想故弄玄虚,可人家代表深圳检方的发言人就是这样“发布”的:女性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公安、税务、教育、医疗等系统。多个女性职务犯罪嫌疑人,她们的情感生活很匮乏,亲友们对她们也很少问津。
如果深圳检方的这一结论不是借着女性贪官的“情感生活匮乏”而安慰那些政坛之下的女人,真的是经过了“大数据”的综合与个例的具体分析,那么,今后的组织人事部门在提拔女性干部之前,应该把婚姻关系已过“七年之痒”作为提拔的重点。这样的女性婚姻稳定,不会再遭遇“情感匮乏”症了。特别是对那些没出嫁的“剩女”等都不可重用,因为这些“情感困乏”的女性一旦有权都有“职务犯罪”的可能。
照此逻辑,那些情感丰富、被爱蜜饯着的女性,只要学历高,能力强,符合领导干部的标准,就该拥有优先被提拔权。因为她们的“情感‘不’匮乏”,比别人多了一道“拒腐蚀,永不沾”的防护服。可这样行事,有些男性一定觉得不公,男性官员与那些“情感困乏”的女性官员大不一样,男性官员几乎没有谁抱怨“我情感匮乏”的。反倒是“多情应笑我”,多得有些“泛情”。先不说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来献温暖的人,就是围前围后地献妩媚,献肉身的“美眉”的“情感”就能“醉了”他们。不要以为甜言蜜语的哄人不是情感,对于身在其中的“当事人”,他是无法断定情感的真假。好多男人对女人的崇拜权利不都误读为“英雄崇拜”“成功崇拜”吗。起码在逻辑上说明,成功的男人从不怀疑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就不怀疑女性的献殷勤是与真实的情感捆绑在一起的了。可也正是这些情感过于丰盈的男性官员更容易职务犯罪。
事实证明,倒是那些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坐怀不乱,不讲情重义的男性官员更容易成为官的楷模。
深圳检方应该知道,一个官员走上职务犯罪之路,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制度的漏洞造成的。权力存在着任性的可能,官员就有腐败的机会。只要制度能制约权力,一切依法行使,法无授权不可为之,你就是情感匮乏到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程度你也贪不着,捞不到。
当今世界政坛那些女政要们“情感匮乏”的多了,比如终身未嫁的韩国总统朴槿惠、阿根廷女总统克里斯蒂娜,两度离婚单身的政要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以及丈夫去世后始终单身的巴西总统罗塞夫,哪个不“情感匮乏”。就算这些女政要有追随者、有仰慕者、甚至有暗恋者,可这世上最亲密的情感关系就是男女的夫妻关系。孤单着的男女情感再不匮乏,也不能与他人共享。就像美女在卧室里穿漂亮的衣服是索然无味的,拥有了不敢张扬的情感其情感都有不满足感,与“情感匮乏”同属一类。
按深圳检方的逻辑,这些女政要更有职务犯罪的内因,可这些女政要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就是走在“溜光大道”上没事儿。这倒不是他们有了康德的“道德律”或得到了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法宝。而是体制制约着权利的随意,法律管着官员的任性。
习近平主席在“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座谈会上曾经提到了韩国《金英兰法案》,并对韩国的反腐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金英兰法案》被称作韩国史上“最严厉”的反腐法。有了这样的法律你就是情感匮乏到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地步,想利用职务犯罪也难,你手一伸,就被捉。
老汉我这样分析“女贪官的情感匮乏与职务犯罪的逻辑关系”不知深圳检方能否认可,仅此一家之言,但绝不与他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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