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文明与管理缺位

　　我们国民素质整体差，地球人都知道，开始我也觉得脸红，久了，不红不白。反正不文明的人不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是我文明了之后才知道了自己之前的不文明，这个过程太长了。

　　小时候看露天电影，我边看边妄加评论，可从没遭到过指责。有一次舅舅带我到电影院看电影，看到惊险之处我又大惊小怪，舅舅就用脚踢我，我却傻乎乎问他，干什么？他悄悄地说，不许出声，这时我才注意到，这里的观众静悄悄，与我们大杂院的观众不一样。

　　我在县城里长大，过马路不看红绿灯，看有无车辆，没车就走。开汽车之后我就不闯红灯了，倒不是素质提高了，而是有摄像头，怕罚款、扣分。可县城的行人还是老规矩，过马路只看有无车辆，不看红绿灯，因为行人闯红灯不罚款。

　　人的文明素质是管理与教育的结果，管理的手段不能离开法律的强制与经济的处罚。特别是想在短期内改变一个人的不良习惯，仅仅靠人的自觉，那只能等三代之后了。

　　国民的不文明，不是个体的不文明，而是这个民族素质的反映。少数人是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就像获诺贝尔奖的犹太人与整个犹太民族的人口比例，比我们不文明的人与13亿人口比例都是少数，可谁能说犹太民族不聪明，谁能说那些不文明的人不代表我们。

　　乘客在车厢的地板上为孩子把尿，去几步之遥的厕所在她的眼里就是麻烦。有人指责她，她倒觉得别人大惊小怪，因为她母亲就是这样把她带大的。可你让她去新加坡旅游，她就不干这事了，她心里知道，哪可以随便，哪不可以随便，你说这怨谁。

　　当然，不是说国人到了外国举止就都文明了，可毕竟收敛了许多，这与素质高低无关，而是怕触犯了人家的法规惹来麻烦。有些人在国外的“惹事”不是成心到境外不要脸，真的是下意识的一种状态，因为身体形成的习惯动作强于人的有意表演。就如我在宴会的餐桌上，开始也知道用公共筷子，几杯老酒进肚，别说用公共筷子，就是给美女夹菜都用自己的筷子了。

　　不强制地限制不文明行为，靠人的自觉形成文明举止，那一定是猴年马月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素质不是三五年养成的，就像贵族需要三代的传承，文明的国民素质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状态与集体人格的反映。

　　如今谁都可能指责我们的民族素质差、品位低。可就是少见有人在管理上下猛药。抽风似的管理，随意性的处罚，逢年过节就加大力度，平时又回到了原点，人们把文明行为视为表演，你给我搭台我就走秀，你不搭台我就随便溜达。

　　所以，无论是在泰国清迈素贴山双龙寺的脚踢铜钟，还是爬上河南巩义宋陵的千年石像上，无论是在泸沽湖用越野车玩“冲浪”，还是公共场所拿着手机扯着脖子说话，这些人真的就是那么一种生活状态，他们不是有意地在叫板文明，而是习惯了随意。

　　友善的提醒没用，媒体的口诛笔伐没用，短期的培训没用。要想让我们的文明素质得到迅速提升，就要学习新加坡，不妨也实行“皮鞭子沾凉水”的管理方式。即便温柔些，也要以大数额的罚款才可让不文明的行为止步。管理不文明行为一定是政府的法律行为。开展什么“文明游客”评选活动是远水难解近渴。依我看，目前还是来狠的吧，等不及了。

　　中国本是礼仪之邦，是“文革”让斯文彻底扫地了，是有“大人物”不让人民“温良恭俭让”。曾经向我们学习礼仪文明的民族如今反倒给我们带上了“没素质，不文明”的帽子，这不正是自己当年埋下的种子开花了吗。我们真该少扯淡，快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