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劾”蕴含的另一层意味

　　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自劾”。这种检举自己过失的行为，有的与道德方面的自我救赎并没有多少关系，却因为貌似饱含“严格要求自己”的成分，所以经常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褒奖，难道“自劾”越多越好吗？其实不然。

　　（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卷六》里说，东汉献帝建安年间，曹操任命钟繇（yáo）为司隶校尉，监察关中各路军队。后来朝廷召河东太守王邑回京，另派杜畿继任，而王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召。河东郡的属官和老百姓也到钟繇那儿请求留任王邑，钟繇没有答应，于是，一气之下，“邑诣许自归。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书自劾”，请求派有关官员审查自己的“罪行”，削去爵位，收回封地。

　　钟繇的“自劾”蕴含的另一层意味——“王邑自说自话，无视朝廷法度”，对于指桑骂槐式的“自劾”，洪迈评论道——“像钟繇这样的奏章，大概和被别人所弹劾的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钟繇身为掌管刑狱的司隶校尉，职责就是察举不法，所以才这样做的”。按道理说，这已经适度表扬了他“忠于职守”的一方面了，而现在读到此篇的人们却又把钟繇“拔”得更高、更邪乎——“后世子孙再也没有像钟繇那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人了”。此番感叹有些灰色，比较悲哀。

　　真正将“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发扬光大、承先启后的人还是有的。譬如《旧唐书》里当过温州代理“第一把手”的李皋，擅自开仓放粮救济百姓之后，“以擅贷之罪飞章自劾”；又譬如现在的安徽退休检察官孟宪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自己“办错案”。

　　前者，显然是变相的“唯恐仁政不传扬”，因为富于“亲民”，所以人们不屑于点穿这样的自我“明抑暗褒”；而后者举报自己，是因为办案期间所做决定都非自己本意，而是“依领导意见做出”的。与古人有所不同——虽然也稍稍拐了个不大的“曲线”，前检察官却直戳某“领导”的肺管子。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忘掉了这一点，个别领导在“朕即法律”狂妄的感觉中，践踏正义，早晚是要“还”的。

　　在有些地方，下级的升迁基本上由上级的意志所决定，所以，识时务的下级只会一条——“‘主’有私急而强之以公义”，文过饰非，主动地“贴”上去。居于这样的“火炉”之旁而不释重裘，确实是难受的。但是病症俱见，不待扁鹊，痊愈得靠自己潜在的抗体。

　　检察官在“领导意见”面前畏葸不前，是因为“胳膊扭不过大腿”的无可奈何，对于曾经的过错，如芒在背、如鯁在喉，就是良知未泯的表现。有位学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这个时代，也许最重要的不是忙着去叫醒别人，而是时刻扪心自问为何要装睡。”装睡且鼾声如雷的人们，真该学学前检察官的大梦初醒。

　　用个人的良心与肾上腺，想要与“人治”不屈不挠作殊死之斗，力量悬殊，要想赢得顺顺当当，基本上没有可能。孟宪君们如果在岗位上就坚持真理，维护法律的尊严，可能会招致麻烦或其他。说到底，还是“人治”猖獗的问题，这几乎是跨时代、跨国界的司法腐败。人们怀念去世的高仓健，一小半是感激他当年为中国观众打下了迎接改革开放的心理基础，多半也许是对“杜丘”这个被陷害的检察官的同情和尊重。

　　人生的“高清完整版”，读完了浑浑噩噩的A面，B面应该具有十分精彩的截然不同：心境坦荡，不慕权势。要解决巨大的纠结，不把“事故”推延到将来，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遇，挺身而出，孟宪君的“自劾”具有崭新的意义，但是，什么问题，只能放到“致仕”之后，才揭露出来，说得客气些，还是蕴含了另一层重要的意味——“法治”的建设、民主的氛围皆有提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