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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多余的话”的内涵
说起2014年的杂文，我首先想到一篇，叫《北京记趣：多余的一句话》，作者佚名，但给我极深印象，久久难忘。
此文写一外地小伙在北京乘坐公交的趣事。
小伙问售票姑娘“颐和园哪儿下车”； 售票员答“上对面去坐”。挺好啊，可售票员却加了一句“多余的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看什么劲儿啊！”
这就把一老者惹翻了，对小伙说：“你往前坐4站，换904就到。”说着，又冲售票员来了：“现在的年轻人哪，没一个有教养的！”
一时髦小姐听后不干了：“大爷，您这么说我们都成什么了？”话没错，可她还要加一句：“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多着呢！”
一中年大姐气不忿，接茬道：“说话要礼貌嘛，你对父母也这么说吗？”批评得对，可她又冲时髦小姐说：“瞧你那样儿，估计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鸡似的！”
车上于是热闹起来。吵着吵着，到站了。
售票员说：“都别吵了，下车吧，别把自己的正事儿耽误了。”当然，她也没忘多说一句话：“要吵下去吵，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售票员烦，所有乘客都烦。整个车厢炸了窝，骂售票员的，骂老大爷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妇女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外地小伙受不了了，大吼一声：“都是我的错！我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生一肚子气！就算给我个面子，别吵了，行吗？”顿时鸦雀无声。可外地小伙儿突然爆出“多余的一句话”：“早知北京人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想知道事情的结果吗？”作者卖了个关子，才说：“我那天的事情没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口供，然后到医院处理各自的伤。我头上的口子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用票匣子砸的。别认为我参与了打架，我是去劝架的。我呼吁人们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没必要打个头破血流。”
而“我”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蛋，和她计较什么！”
从文体上说，这篇文章或许接近于特写，也像一篇小小说，我却认为它是一则不错的杂文——它是以近似特写或微型小说的框架，容纳了杂文的内在本质。鲁迅说：“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写起来，于大家有益。”聂绀弩先生也认为：“杂文还没有定型在一种特定的格式里，只要觉得有战斗性、讽刺性，特别是有寓言性的便行了。”
咱们不必认定杂文该是某种特定的样子，而不是某种样子的，便不是杂文。
这篇杂文的思想内涵，并不是作者特意“指出”的，却彰显得明白而深刻。作者把现代人精神层面的大毛病，通过反复出现、貌似寻常的“多余的一句话”，揭剥得鲜血淋漓。人们在认识“是”与“非”方面，似乎不无文明修养和觉悟，却总是“手电棒照别人”，而这，正是中国土壤里滋生的一种“国民劣根性”，是整个社会风气式微的重要症结之所在。联系这篇杂文，往大的方面说，人人痛恨腐败，批判腐败，而一旦自己处于名誉地位、金钱美女的巨大诱惑中，也能洁身自好吗？所以，别瞧这篇滑稽而类似于开玩笑的小杂文，意蕴深远着呢。
◆难以幽默
第二篇令我大感其趣并且难忘的杂文，是鲍尔吉· 原野先生的《冷幽默》。文章写加拿大小姐凯瑟琳·安来华留学，研究“中国式幽默”，找了中国“幽默作家”鲍尔吉·原野当老师。一番关于“幽默”的趣味横生探讨，于是在这对师生间展开。
原野先劝安读读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因为海明威说：“没有马克·吐温，就没有美国文学。”安说她不知海明威是谁，但同意原野的话。
有一次，安问原野，什么是“红心蛋”。原野说，中国人用一种名为“苏丹红”的有毒染料喂鸭子，它产的蛋的蛋黄像用盐腌的最好的红心蛋黄。
“ 哈哈哈！”安大笑不止，“太有想象力了！老师，我真是喜欢中国人，你们常用这种方式幽默吗？红心鸭蛋，虽然它们在生活中不可能出现，但是，你们的报纸登这些消息让大家快乐。而且，我认为中国人的可爱正在这里，他们听后并不笑，装成忧心忡忡的样子。哈哈哈，这正是幽默所需要的。哈哈哈……”
有一次，安问原野，为什么电视上播放政府部门办的文艺晚会。原野答，用文艺节目展示成绩。
安懵了：“如果是法院呢？用舞蹈和歌曲展示审判？”原野答：“不能这么说，是用歌曲及一切文艺形式展示他们的思想境界，检察院、土地局都可以展示。”
安大笑：“哈哈哈……老师，你就是中国的马克·安吐温！你太幽默了！”原野正色道：“安，你要严肃对待我们的聊天，你父母花钱让你到中国是来学习知识的，不要嘻嘻哈哈。”安说：“好的，老师，您息怒。”
安终于沉默而不再笑了。少顷，又大笑起来：“工人做工、农民耕田、士兵站岗，难道都用文艺节目展示？花钱播出，哈哈哈……”
原野告诉安：“安，和你在一起令人愉快，你的谈吐启发了我对幽默的重新理解。”
安说：“老师，我要郑重地感谢您。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认为您当之无愧是一位幽默大师。您对我的提问，回答得那么巧妙，几乎不假思索却非常幽默。而您保持严肃，这就是中国式的幽默，是冷幽默。哈哈哈……”
原野用大师那种悲悯的目光看着安，安笑得前仰后合……
这篇以对话为主要形式的杂文，以玩赏和不无悲凉的笔触，巧妙批判了当下社会的种种弊端，鞭辟入里，令人刮目相看。瞧瞧，文明世界的凯瑟琳·安，根本看不懂当下中国社会滋生的种种令人恶心和糟心的野蛮闹剧，却天真无邪地以为，那就是“中国式幽默”，而中国老百姓的可怜和无可奈何，更被当成了中国特有的“冷幽默”。
幽默是文明、雅致和高贵的产儿。鲁迅说：“‘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
中国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文明人与陷在野蛮泥淖的人探讨幽默，乃是对幽默的亵渎，不也如同鸡鸭对话吗？在这“说不清”的隔膜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无可言说的锥心之痛，以及深深的悲哀！
◆鲁迅仍被折腾
《七八年折腾一回鲁迅》，是齐世明先生的一篇“正统”杂文，谈中学语文教材砍掉鲁迅作品问题，观点似也寻常，却如警钟在我们耳旁敲响。
这回砍鲁理由，是“鲁迅作品难懂，比如《风筝》”。专家就此表态：中学生不宜阅读该文。而这，不过是七八年前“鲁迅过时”论的老调重弹罢了。
专家重弹老调，作者的批评却不无“新意”——所谓专家祭出台湾娱乐明星周杰伦，将其歌曲《蜗牛》收入教材：“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而这“往上爬”的“梦想”，恰恰是对广大懵懂青少年的误导。
教材这一出一入，褒贬鲜明，令作者忆起毛泽东的名言：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被赞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在“娱乐至上”、“娱乐至死”时代，也是生生被七八年“折腾”一番：“鲁迅过时了”呀，“重评鲁迅”呀，“鲁迅真的倒了”呀……一阵阵雨骤风急，一重重潮来潮去，一番比一番折腾得厉害，如今，更是被一个流行歌手，打得落荒而逃。
作者指出，其实，鲁迅作品是否“过时”，最应归属于假想问题。纵目世界，俄国人以托尔斯泰为荣，英国人以莎士比亚为傲，德国人崇拜歌德；中国人特别是孩子们，怎么能漠视鲁迅呢？至于“鲁迅作品难懂”云云，恰恰暴露出现实中小学教育浮浅化、犬儒化的倾向。
放眼我们置身的世界，一如“潘多拉魔盒”开启，各种妖孽纷纷跳将出来。它们用物欲让我们惶恐、自卑，感到前所未有的饥馑，觉得冷得发抖。在这“饥寒交迫”中，我们不再安贫乐道，变得冷漠了，残酷了，没有底线了，荒淫无耻了……
再一番四顾，权力、利益、人脉、关系、“弱势群体”的唯唯诺诺，文化文学堕落成给经济大爷赔笑脸的洗脚丫头……
直面此情此景，不朽的鲁迅作品，在改造人们精神方面，将起着独特的作用——“站着”的鲁迅，会拽起在孔方兄面前“跪下”的现实；“正直”的鲁迅，会挺起人们越来越“弯曲”的脊梁！鲁迅作品与鲁迅精神，正是中华民族血中之钙，汗中之盐，不可或缺。
而此次被砍鲁迅作品《风筝》，其实很适合中学生阅读学习，读之，可深切体味时年44岁的鲁迅之心——勇于解剖自己，通过反思儿时扼杀了弟弟的“玩的天性”这事儿，抨击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鲁文对后世的启示即在，我们应竭力保护孩子的天性，让孩子们在自由干净的天地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本文从近年频繁地删除中学教材中鲁迅作品（不仅仅是《风筝》）说起，对笼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股股歪风邪气，作了尖锐批判。大人们堕落了，不断以各种形式或借口，亵渎和否定咱们民族伟大的精神楷模，又有人有意无意间“从娃娃抓起”，令孩子们茫然而失去童真和前进的精神支撑，这难道不是时代悲剧吗！人们一定记得，在播放了很长时间的一则电视广告中，一个天真的孩子大声囔囔着：“我也要当皇帝！”救救孩子！这是鲁迅近百年前的呐喊。咱们现在欲救孩子，必先救了正在和即将被打倒的鲁迅。号称最具战斗性的杂文，对此即使无可奈何，也决不能无动于衷、漠然视之！
◆杂文的战斗使命
本人阅读范围有限。我不能说，上述三篇杂文多么具有代表性，或者说一定是2014年内的最优秀者。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于时弊的激烈批判，在形式上又各具特色，不落俗套。我喜欢这样的杂文。
杂文不是麻木的文种。杂文的战斗使命，说到底，仍是一个“立人”问题，即唤醒人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意识，在这商业主义大行其道和物欲横流的当下，不使人沉沦和绝望。杂文执意钻故纸堆，或者一味弄风搔月，不“斗”，行吗？当然不行。其实杂文之“斗”，用鲁迅笔法，乃属于睿斗，如《北京记趣：多余的一句话》和《冷幽默》那样，用曲笔，也好玩，也逗趣，也俏皮，也嘲讽，也刺激，也洒脱，也放纵，正话反说，小题大做，借题发挥、……高明着呢。杂文存在的价值，借鲁迅名言，如正气凛然的《七八年折腾一回鲁迅》一文，是为了给“公理正义”正名；其锋芒，戳穿了“温良敦厚”的假面；其利刃，是阻挡“流言公论”的屏障；其所指，使“吞吐曲折的文字”显现原形……
杂文如此作，便有了存在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