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辞职没啥奇怪（一周漫评）

　　新闻背景：一份“浙江省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职感言”在网上被频繁转发，38岁官居副县长，这位年轻干部的辞官之举引发热议。

　　“一石激起千层浪”，用来形容辞掉平阳县副县长职位的38岁的周慧一点也不为过。对于一位副县长的辞职，众人为何投以如此关注的目光？答案似乎不难找到，其一，周慧，38岁就官居副县长，前途不说一片光明，也大有可为；其二，其家人都在国外，“裸官”的压力形成的猜疑也容易产生浮想联翩的热议；其三，当官，在中国具有许多象征性的意义，例如保障好，地位高等，辞官相当于“自毁长城”，对一般人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其四，官员辞官，往往被赋予这样的潜台词：是不是已经捞得盆满钵满了，辞官是不是“金蝉脱壳”呀？存在这样诸多揣测的理由，周慧辞官就有了可圈可点的“聚焦”效应。

　　可把官员辞官“放大化”，实在没必要，更不能以“物以稀为贵”的眼光来对待。毕竟，官员辞官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以广州为例，当地媒体统计，仅2000年1月至2003年12月的3年间，广州就有29名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下海”。去年9月到11月间，同样也有3名广州明星官员辞职从商。沿海地区官员辞官下海似乎早有传统。

　　随着官场生态环境的变化，官员辞官或许将成为一种常态。最近几年，随着市场的逐渐规范，政府审批权限的下放，当官的“甜头”越来越小。而为官者为民做事的压力，规范自身的各种制度，那也是“压力山大”。在此语境下，官员萌生辞官念头应有增无减。相对于之前的依靠权力垄断获取诸多利益的官场，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所言，“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在政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当下的官场，生存的压力无形中放大了数倍。

　　没有了太多的“灰色收入”，没有了所谓的“甜头”，官员作为一种正常职业呈现在大众面前，或许才是官员在改革进程中该扮演的角色——为大众服务的政府服务人员。官员辞职的常态化，正如周慧把辞去公职当做“只不过是换了个工作”而已。官员辞职的正常化，意味着特权的消失，超额福利的消失。如此，官场的“能上能下”的良性态势才能形成，这不仅有利于官场生态的好转，也有利于人才的流动，对中国人才的格局、结构都是有利的驱动。那些年年挤破脑袋想考公务员的“准官员们”就会对自己的选择做出更多的思考。

　　在“条条大道通罗马”的多样化选择的现代语境里，年轻一代会越来越关注工作的自身感受。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发布了《上海市劳动者职业流动周期分析报告》，该报告是通过对近一年来上海市95万人次退工登记备案记录进行分析研究后作出的。研究表明，上海人平均4年就要换一次工作，而年轻人平均一年半就“跳槽”了。希望通过流动找寻自身价值，或许将成为未来年轻一代的常态。

　　传统“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应该把它作为一种选择而不是唯一选择，或许比较明智。每个人的兴趣点、能力、特长不同，他所选择的工作方向应因人而异。传统“为官”是“正途”，其他皆“下品”，那是特定历史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人尽其能的时代会因时而来。打破“为官”的权力垄断，斩断“为官”的灰色利益链条，还原“为官”的职业本位，周慧式的辞官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好奇者围而观之。

　　（文/徐辉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