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何无人上访？

　　在一些戴有色眼镜的官员看来，上访者是不稳定因素，一到“两会”或重大节日就要围追堵截。可上访人员像割韭菜一样割去一茬又长一茬。而发达国家没这种事，德国就没有上访者。

　　同其他国家一样，德国也有“冤民”甚至“刁民”，但那是“过去时”，现在的“刁民”都成了“顺民”。

　　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初，老百姓有问题就上访找政府，只不过他们政府没有专门的信访机构，所以民众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找有关部门。抗议方式是到政府门前游行示威、举牌子表达诉求，抱怨信如雪片般飞向政府各部门。

　　德国政府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思路是先削弱政府的权力。联邦政府把经济、教育、文化、治安等权力下放到州政府，让各州根据实际情况施政。州政府又把权力下放到城市和乡镇，再把权力分散到社区和各种社会组织。权力层层下放，好处在于，让百姓知道，权力并不是高高在上，而就在自己身边，不需要“越级上访”。

　　第二个思路是引导，即引导民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在德国，除了少数审判基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而不公开外，其他多数审判都是公开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你有时间、有兴趣，可以去法庭旁听任何一个审判案件。审判程序、结果公开，审判词可随便查阅。由于法院的审判公平、公正、公开，民众有纠纷就找法院，有矛盾就通过诉讼解决。

　　第三个思路是“涂润滑油”，其职能由公民社会承担。企业里有“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会代表在董事会有席位，可代表和保护工人的利益。还可以代表公民与政府打交道，保护个体和政府之间不相互伤害，防止个体把怨气撒向政府（摘自2013年1月14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德国的上访者被身边的权力消解了；被引导到“司法解决”的途径上去了；被公民社会给“润滑”掉了。这三招不是秘密武器，各个国家都可以用。

　　问题在于，他山之石，不能攻玉。好招到了我们这里就可能转化为“没招”。

　　我们多是“上访”少有“下访”。很多事上面说了算，官越大真理越多。无论大事小事，往基层政府跑断了腿也没用，永远得不到解决。只有往上跑，避开“小鬼”见“阎王”，请“阎王”发话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司法不大“自重”，一些法院“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无论惹了麻烦或是犯了罪，有了关系就没关系；我们的“企业职工委员会”多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能反映职工的呼声与建议，也不能保护职工的权益，更不能在个体与政府之间起润滑作用。如此这般，上访人员觉得有理没处讲，要到上面找一个说理的地方，上访路上便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还有一个怪现象，我们不少地方把“上访”作为“维稳”的量化指标，当作检验政绩的主要标准。除了信访部门，还有“应急办”、“维稳办”、“驻京办”甚至公检法部门都在做“堵访”工作。群众上访了，首先不去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而是先去解决反映问题的群众。对“刁民”或软禁，或用酒灌醉，或强行遣返，或拘留，或劳教，或“被精神病”。结果呢，如同拍皮球，拍得越重弹得越高：上访面越来越大，处理难度越来越大，社会危害越来越大。

　　其实，上访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一个人肚子里有了冤屈，要让他说，有屁要让他放，即便放臭屁也不要去堵。就是封建社会也允许上访，击鼓、拦轿喊冤都可以，怎么现在反倒压制上访呢？

　　一个人心中有怒火不让他发泄，就可能无限地转化为另一种可怕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不可怕，无数个可怕力量聚集到一起，社会就很危险。

　　德国政府对上访不是“堵”而是“疏”，引导“可怕的力量”从“三个渠道”流走了，真的是“高！实在是高！”

　　如何对待上访者，关系到政府的“良心”，关系到执政基础，也关系到执政能力。从此角度看，倒真的是一个“量化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