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病”复出，得让百姓信服（一周漫评）

　　新闻背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日前就高官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腐败高官八成受贿。所选案例中，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获提拔，约有48%的案主，在担任副省部级职务之前就开始了犯罪。田国良指出，要严防“带病“提拔领导干部。为了杜绝这种“带病”提拔现象，应该严格实行任前任后审查、审计制度。

　　官员“带病”复出，似乎成了一种常态。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从心理上讲，这样的常态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它凸显了问责机制的“无效”，毁坏了政府问责的公信力。说白一点，政府问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正面和反面，两道风景，两套说辞，难以做到了名正言顺，前后一致。

　　吴显国最近以“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亮相，在2008年其因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被免职。像吴其国这样的官员还大人有在。阜阳毒奶粉事件官员、黑窑案件官员、瓮安事件官员、宜黄拆迁官员等等都已“复出”。似乎不管被问责的事件有多严重，造成的影响有多巨大，如今的“带病”官员都能神奇复出。这样的现实，难以平复百姓的心，也难以让百姓信服。

　　在这一现实面前，消除百姓的疑虑，维护政府问责的公信力，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干部任用、选拔的公开，以及问责办法的细化和透明。

　　干部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工作中，干部难免会犯一些错误，可错误的性质要分“上中下”几等，并且不同的性质应有相应的处罚力度。有了制度上的规定，关键还在执行和监督落实。要不然，制度的制定就是一张“空头支票”，无法兑现。还有，制度的执行还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窗口，避免暗箱操作的可能，还给百姓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如此这般，百姓心里的怨气才能平复。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教育干部的一贯方针。被问责干部能否复出以及复出之前应该有怎样的程序和标准，组织上一定要按照程序和标准严格对其“体检”，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如此，复出的干部才会让组织用得放心，获得百姓的认可。相反，如果复出的干部总是给百姓一种“见不得光”的印象，总是莫名其妙地“复出”，总是“挪个窝换个地儿”就完事。百姓的不满和怨言就在所难免。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问责制也不能例外。堵住“带病复出”缺口，政府才能取信于民。百姓也可以做到心平气和地接纳。

　　（文/徐辉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