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小学变猪圈令人忧

　　最近，《楚天都市报》的一则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报道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90年代中后期“普九”大潮中，建起了76所希望小学。目前只有18所还在运转，另外的58所小学或卖给农民养猪、养鸡，或作为村委会办公地，或干脆废弃。当年爱心人士的一腔热血，如今成了与大山为伴的豪华摆设，令人痛心。更值得忧虑的是，不仅仅在长阳，在全国也不是孤立的现象。

　　热火朝天办起来的希望小学，转眼间变成了“希望猪圈”，对捐助者的爱心无疑是一种亵渎，也是对社会公共资源极大的浪费。人们不禁会想，如果照这样使用善款，眼看着爱心化为泡影，资金用不到正地方，谁还肯继续出资？慈善事业怎么发展？

　　对此，有关领导给出了几点冠冕堂皇的原因，如农村人口出生率回落，外出打工人员带子女增多，以及对条件差、师资弱学校整合以优化教育资源势，等等。乍一听确实有那么一点道理，可细一想，则是漏洞多多。当年的一位捐资者杨大鹏就反问：农民建一个土墙房子都要住三四十年，投资颇大的希望小学怎么说撤就撤?人口的变化也不是不可预测的，很简单，数一数村里现有多少小孩，就会知道7年之内有多少孩子上小学。笨办法都能解决的问题，聪明的领导怎么就没想到，或想到了却不肯去做呢？教育是百年大计，盲目建校和撤校，朝令夕改，根本原因在于有关部门战略决定的随意性，领导“拍脑袋”决策，“运动式”建校，为了出“政绩”拼命多拉善款盲目建校，建完了又发现根本“吃不饱”，于是又忙于教育资源优化调整，撤并。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领导急功近利、不负责任，造成错误的决策，慈善资金浪费，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怎样最大限度地实现公众的爱心，把慈善资金用到刀刃上？反思过去，我的脑子里曾经有一个印象，资助建希望小学，越是建在深山区、偏远地区越好。其实这并不全面。在城市化和计划生育背景下，“教育城市化”有优先发展的势头。随着社会的开放，穷乡僻壤的老百姓视野也逐渐开阔，努力为下一代寻找更好的教育环境，农村学生出现了比他们的父辈更提早进城（或建制镇）就学的现象，加之农村人口外出打工造成生源日渐减少，教育资源合并、向建制村镇集中成为必然趋势，很多县城学校的招生人数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倍增长，就是有力的证明。如此情形下，依然死守望深山老林里建校的思路，显然不合时宜了。

　　发现问题及时改进，确保爱心用到“刀刃”上，我想起码要做到这样两点：其一，落实团中央提出“新建‘希望小学’必须符合当地农村中小学教育布局调整计划，保证15年不被撤并”的要求，顺应“教育城市化”的时代潮流，在人口相对集中、教育条件相对好的大村、乡镇选点，而不是只有进深山建校才叫帮困。其二，改进资助思路，如城镇学校敞开招生，发展城镇寄宿学校，取消入学限制，停收种种名目的“借读费”，把在乡村建设学校的硬件成本转化为直接补贴学生的软件成本，把政府拨款和善款用于对贫困生进行食宿、学费、生活费、交通费等方面的补助，比花钱建校又很快闲置合算得多。

　　扶贫济困，奉献爱心，捐资助学，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重要慈善方式。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慈善事业起步不久，许多问题还在摸索中。在这方面，国外有不少值得借鉴的成熟经验。发达国家的很多学校，都是私人捐建的，如芝加哥大学由洛克菲勒捐资，斯坦福大学由斯坦福捐资，康奈尔大学由康奈尔捐资……。他们的通常做法是，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作为独立法人管理这些捐款，捐资人的意愿能通过协议得到有效保证。当然，随着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协议的规定也不会一成不变，如康奈尔大学后来就因为经济原因交由政府接管。即便如此，慈善捐助也不会改变用途，也理应继续用于慈善，捐资人最初的善意理应得到尊重。总之，捐款建的希望小学变成猪圈，甚至变成某些官员餐桌上的账单，或座下的轿车，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捐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