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愤青』在中国

    “红老外”佳杰思，12岁读德文版《毛泽东语录》，16岁加入西德共产党，18岁起以记者兼“职业革命家”的身份走访社会主义阵营，1986年作为首位西德共产党代表来访中国，并从1997年开始在中国生活了十年。回顾自己的“愤青岁月”，他至今心潮澎湃……

    “我的名字像一个牙膏。”初次见面，“红老外”佳杰思这样向记者介绍自己。

    因为名字发音酷似佳杰士，每次自报家门，总会引起满堂善意的哄笑。生性幽默的佳杰思学会了“先发制人”，与陌生中国人见面，必以牙膏作为开场白。这大概是他说的最熟练的一句汉语。

    “红老外”是中国人给这位德国“革命友人”的荣誉称号。“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青’”，今年49岁的佳杰思说。他16岁加入西德共产党，18岁起以记者兼“职业革命家”的身份，走过一段传奇的红色之旅：从东德到古巴，越南，朝鲜，苏联……1986年作为首位西德共产党代表来访中国，并从1997年开始在中国生活了十年，娶了一位中国太太。2008年，身为记者的佳杰思前往四川灾区，奥运赛场，还曾在德国报刊发表文章，批判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歪曲报道。

    有人说佳杰思是中国的镜子。佳杰思说：“我不仅仅是一个德国人，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世界公民，因此我能够以不同于普通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

    红宝书的粉丝

    佳杰思与中国的缘份，始自12岁读德文版《毛泽东语录》。

    “这本小红书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就是从‘毛圣经’开始迷恋共产主义，从一个胆小鬼变成‘革命者’。当然啦，也是因为这本书，我在家乡成了惊世骇俗的人物，好朋友的父亲整天骑着自行车在我家门口巡逻，为的是不让他儿子和我碰面。在他们看来，读共产主义简直跟抽大麻一样。” 

    佳杰思是在父亲的书架里发现这本当时被西方人称为毛圣经的“禁书”。父亲1933年以前是德国共青团的成员，因为唾弃纳粹险些被处死。20世纪70年代，处于“铁幕”西侧的西德，视共产主义如瘟疫，但父亲对左翼思想始终抱有宽容态度。

    “《毛泽东语录》非常好看，12岁时我还看不懂《资本论》那么深奥的东西，我喜欢毛泽东诗一样的语言，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妇女能顶半边天’，‘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等等。

    “近些年我在中国学到了‘愤青’这个词，这真是个有意思的词，那时候我和我的伙伴们都是‘愤青’。我们对社会上很多事情不满，不满政府的军备投资超过教育投资，不满贫富差距，反对越战，反对核武器……经常组织罢课，散发传单，还在计划修建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要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等不了社会慢慢变化，我要它马上变好，这大概是年轻人的特点吧。毛泽东说用革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做一个新的人，这非常吸引我。”

    到苏醒的中国朝圣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引全世界瞩目，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推行了经济改革。德国共产党人在要不要支持改革的问题上分裂成两派，佳杰思是革新派。他是共青团进步刊物的记者，迫切地想到日新月异的中国来看看，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变迁。

    终于有一天，一位在党内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找他谈话，说他将作为“和平鸽”被派往中国，为德共主席赫伯特·米斯访问中国打下基础，了解些情况。佳杰思就这样成为德国共产党的第一个访华代表，实现了从少年时代就种在心田的梦想——到神秘的东方大国朝圣。“要不是在干部谈话这样的严肃场合，我简直要跳起来了！”

    此前，佳杰思去过东德、苏联、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他看来，中国与那些国家有两个最大的不同：“一是中国更开放”。他租了一辆飞鸽自行车，独自一人逛遍了北京大街小巷，“不像在其它国家，总有人‘陪伴’，其实就是监视。”那时他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却通过比划手势自己买到了去承德的火车票。

    “第二个不同是，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了。”他先后到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特区，被这个国家焕发的蓬勃生机深深震撼。“不过那时思想还很简单的我有些担心：方兴未艾的外国投资是否会给社会主义带来危害？”

    回国后，感慨万端的佳杰思把他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苏醒的中国——我的旅行印象》。“当时西德写中国的书和文章大多是负面的，我是从友好的角度写。我赞成中国的改革，希望德国人能够了解中国取得的成就。”

    中国是我的出路

    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佳杰思为祖国的统一欢呼雀跃，也为民主德国的破产黯然神伤。

    戈尔巴乔夫说要把苏联建成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徬徨中的佳杰思去苏联寻找希望,看到的却是一个濒临颓败的社会。不久,苏联宣告解体。 佳杰思加入了德国电视台，成为一档新闻栏目的驻俄记者，他坚信通过新闻报道可以改变社会。然而，栏目负责人为了提高收视率将镜头对准“黄色新闻”，甚至不惜篡改事实，让佳杰思再一次陷入绝望。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上了贝塔斯曼旗下杂志集团的中国CEO，在高级公寓里眺望上海滩，十里繁华，尽收眼底。“这里是天堂，我再也无法想象还要回到德国。” 

    在中国的十年间，佳杰思练就了较为流畅的汉语口语。他喜欢和中国的年轻人交流，发现这一代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大城市遇到的年轻人主要有两种类型，用时髦的词儿，叫作‘愤青’和‘小资’。”佳杰思说。

    他欣赏“愤青”身上的锐气，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所不同的是，他感到中国的“愤青”常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 “我知道现在有的年轻人认为一些国家对中国不好，所以‘中国不高兴’。其实这个世界不是‘黑白’的，很多问题背后有着复杂的矛盾。”

    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2008

    从小桀骜不驯的佳杰思不适应在资本家圈子里应酬，2004年，他辞去了贝塔斯曼的工作，捡起笔杆子，到德国《明星》周刊干起了记者老本行，拿到的工资还比不上CEO的五分之一。“大笔钞票对我来说从来都不重要，年轻时不重要，现在也一样。”

    “《明星》不是娱乐明星的意思，是指新闻‘热点’、‘亮点’。”佳杰思向记者解释了他所在杂志的内容定位。中国无疑是佳杰思笔下最大的热点。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佳杰思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三周的采访。“我看到了掩埋在学校废墟下的一双双小手，目睹了触目惊心的惨状，我也结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无名英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赶来救援。我还真切地感受到了解放军和武警热忱无私的精神，采访途中，他们主动招呼我和同事搭乘他们的船只和车辆。”

    2009年，佳杰思带着中国太太和两个孩子回到了德国。“我这辈子只干了两件事，一是革命，二是记者。现在，我想在故乡安静地当一个作家，因为在书里可以写些深刻的东西。”

    在自传《我的愤青岁月》扉页上，佳杰思抄写下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一句话，来表达他此刻尘埃落定的心境：

    “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是一条移动的界线，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摇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