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人苏东坡

    幸好，苏轼生在宋朝。这个所谓的“幸好”，并非他碰到的对手王安石，以及他卵翼下的同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党同伐异集团，势利小人集团，都是脓包蛋。这些构成苏轼一生业障的梦魇，其狠毒，其歹恶，不亚于历朝历代以整人为业的食肉动物。而是大宋王朝的统治者，第一，与那些半文盲的农民皇帝视文人为世敌不同；第二，与那些半开化的异族皇帝视文人为宿仇不同。因此，苏轼虽坐牢而未杀头，虽流放而未株连，虽蒙羞而未踩上一万只脚，虽批倒批臭还能写诗作画到处旅游。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中，皇帝和文人的关系，唐朝和宋朝，是一种类型，明朝和清朝，又是另一种类型。 

    如果大学中文系开《两宋文学史》这堂课的教师，突然奉命不谈苏轼的话，我想他一定要失语五分钟以上，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绕开这位巨人，自然也包括午餐时小食堂里那碗“东坡肉”。据毛主席说，红烧肉补脑，估计必为大学教授食堂里的常备菜。如果没有苏东坡，大家也就品尝不到这道佳肴了。在中国饮食文化这个领域中，以文人的雅号来命名一道菜肴的光荣，第一位当数苏东坡。 

    没有东坡肉，自然还会有其他的猪肉菜式。如果中国文学史没有苏东坡，作为中国诗歌中的豪放一派，也就失去了领军人物。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能找出另外一位更具代表性，并被上至顶尖人物，下至普通百姓，遍及士农工商，包括男女老少所认同，而且达到雅俗共赏程度的诗人，那是绝无仅有的。 

    只一句耳熟能详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让多少中国人顿生登高望远之胸襟，而能淡看世象纷纭，朝云暮雨；而能冷眼人事变迁，寒来暑往，从而获得须臾的超脱，片刻的放松，这正是我们称之为“一代文人”的不朽魅力。 

    宋赵匡胤毛滂在《上苏内翰书》中说，苏轼“名满天下，虽渔樵之人，里巷之儿童，马医厮役之徒，深山穷谷之妾妇，莫不能道。”清赵翼《瓯北诗话》说：“东坡才名震爆一世，故所至倾动。士大夫即在谪籍中，犹皆慕与之交，而不敢轻。”这说明苏轼的一生，虽屡遭排斥打击，构陷迫害，但如日中天的声望和知名度，在宋代作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因此，这也是他始终逃脱不了小人纠缠的由来。 

    幸好，苏轼生在宋朝。这个所谓的“幸好”，并非他碰到的对手王安石，以及他卵翼下的同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党同伐异集团，势利小人集团，都是脓包蛋。这些构成苏轼一生业障的梦魇，其狠毒，其歹恶，不亚于历朝历代以整人为业的食肉动物。而是大宋王朝的统治者，第一，与那些半文盲的农民皇帝视文人为世敌不同；第二，与那些半开化的异族皇帝视文人为宿仇不同。因此，苏轼虽坐牢而未杀头，虽流放而未株连，虽蒙羞而未踩上一万只脚，虽批倒批臭还能写诗作画到处旅游。 

    这位文人若是生在别的朝代，早脱八层皮，早死一百回了。也许不一定能走出乌台诗狱，也许不一定能从发配的岭南生还，也许更不一定重渡琼州海峡，以为必死于天涯海角的他，居然堂堂正正地活着回到中原。所以，皇帝和文人之间，存在着生物链的平衡问题。皇帝老琢磨文人，文人就没得好日子过，那一时期的文学史，必然是凄风苦雨，哀鸿遍野；皇帝要对文人宽容一点，轻松一点，那一时期的文学史，必然要好看一点，丰收一点。 

    苏轼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题曰《商鞅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绝非泛泛之论。“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祸者，吾为之惧矣。”而文中所指的“后之君子”，正是这个王安石，而此人所倚重的，视为股肱的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一个个都具有嗜血动物的天性，收拾起对手来，无不既毒又狠，居然就是整不死他，就是因为苏轼生在大宋王朝。王安石是个很厉害的政治家，也是个很出色的文学家，作为政治家，他不能忍受苏轼不但不合作而且反对;作为文学家，他不能接受后来者居上而自己黯然失色的现状。所以，整不死他，也得整倒他。王安石整不死苏轼，不是他心慈手软，而是宋神宗不想整死苏轼。宋神宗之所以不想将苏轼置之死地，是赵宋统治集团不那么与文人为敌的政策所决定的。我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中，皇帝和文人的关系，唐朝和宋朝，是一种类型，明朝和清朝，又是另一种类型。 

    唐、宋的皇帝与文人为敌者少，轻易不举刀子；明、清的皇帝与文人仇恨者多，动不动就砍脑袋。 

    别看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变法，但并不支持王安石和他的党羽一定要弄死苏东坡。据何薳《春渚纪闻》载：“公在黄州，都下忽传公病没。裕陵以问蒲宗孟，宗孟奏曰：‘日来外间似闻此语，亦未知的实。’裕陵将进食，因叹息再三曰：‘才难！’遂辍饭而起，意甚不怿。”据《词林纪事》：“神宗读‘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叹曰：‘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一般来讲，文人被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皇帝惦着，绝非好事。不过，宋神宗赵顼如此关注一位诗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属于凤毛麟角，极为罕见的事例。 

    王安石的党羽指着苏轼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对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反问：“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这是个明白皇帝，至少能进行正常思维的皇帝，要是碰上朱元璋，早推出去交给刽子手了。 

    这就是宋朝最高统治当局，不那么死磕文人的最好例证。 

    在中国历史上，李唐和赵宋两朝，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而有宋一代，对文人授官之高，更高于唐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只是剌史、侍郎等职，相当于厅局级、地市级。而宋授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往往超过省部级，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要看到，从他的父亲起，已是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为涿州的名门望户。巴尔扎克有言，不经过三代的陶冶，成不了贵族。到了赵匡胤、赵光义这兄弟俩，不仅拥有财富，还多少具备一点贵族门第的气质。 

    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感知，对于文化人的亲和，是那些思想狭隘，意识偏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所不具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是有其家族立法的契约基础，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统治者。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艺祖赵匡胤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九百年前的统治者，敢立这块石碑，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博大精深，有如此悠久历史，有如此辉煌灿烂，有如此蓬勃生命力的精神渊源。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块石碑的功劳，而是与这块石碑相连贯起来的，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中国人心目中传承下来的血脉。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那些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这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绵延至今，还发扬光大的原因。 

    为什么明清之际的帝王，视文人为草芥，倡优蓄之，不当一回事呢？为什么屡兴不止的文字狱，最为猖獗，在文化上大张挞伐，动辄杀无赦呢？一、因为明朝的开国帝王朱元璋，基本上是无文化的流民，而且是以无赖行径暴得天下，坐江山后又不能不依靠读书人来管理这个国家，因此，他不可能不怀疑猜忌，生怕这些有思想，有看法，有能力的文人，将他算计了。二、因为清朝的康、雍、乾三帝，作为外族统治者驭临天下，虽然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达到相当高度，但来自边鄙民族的整体愚昧、落后、原始、野蛮，除了恃铁戈金马强行征服外，别无其它足以使汉民族心诚悦服的力量，色厉而内荏，其实很心虚。所以，他们明白，夷夏之别，汉族知识分子不可能同心同德，合作无间。因此明朝也好，清朝也好，他们在文化上抬不起头来的弱势心态，他们在精神上难以克服的自卑心理，遂造成对文人的警惕、戒惧、整肃、镇压。 

    弱势心态，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便是知识分子的倒霉之时，自卑心理，与暴虐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就永无翻身之日。翻开“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爱收拾知识分子的皇帝，通常是来自草根阶层，且个人文化程度偏低者，几乎是一条铁的规律，很少有例外。这种人因其天性所致，因其基因作用，对于文明的拒绝情绪，对于文化的抵触心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界隔感情，绝对根深蒂固。明之朱元璋，清之康雍乾，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现在看起来，皇帝和文人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唐宋和明清，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对待方式。 

    所以，苏东坡出现于宋代，是宋代之幸，但出现在宋代的苏东坡，从公元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22岁应进士举起，到公元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66岁病卒止，终其一生，至少有四十来年，被小人紧缠不放。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倒霉透顶的人物。如果不是宋代传承着中国文化血脉的精神渊源，苏东坡早就可能一劫不复了。 

    如果，我们试着往好处想，一代文人苏东坡，青云直上，意气风发，不知还会为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精彩？不过，转念一想，我们这位大师，要是生在明朝，生在清朝，恐怕连昙花一现的可能性，也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