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　一个经济学家的“伟大社会”

    克鲁格曼不遗余力的指出小布什任内政策的失误和对公众的误导欺骗，但他也清醒的意识到，民主党若想真正继承伟大社会的遗产，就必须彻底荡涤弥漫在美国社会8年的保守主义思想，重新找回民主党那套接近于欧洲社会民主理念的自由主义传统。敢于做出罗斯福当年一样的激进变革，拿出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实践伟大社会的诺言。 

    当地时间10月13日晚7点，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按照很多媒体和博彩公司的说法，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独享了今年的诺奖。之前三名热门人选无一中的。 

    诺奖委员会的官方授奖理由是表彰克鲁格曼在新国际贸易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方面的贡献。其实，要向完全没有专业经济学训练的读者解释清楚克鲁格曼在上述学术领域的成就，既不讨好，亦非笔者力所能及。但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世界深陷经济危机的年景里，诺奖委员会这样一个带有浓厚学究味道和官方辞令的授奖理由背后，也许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认知和思想渊源。 

    尤其是今年克鲁格曼独享诺奖，假如仅仅因为新国际贸易理论等方面的学术贡献，那么包括克鲁格曼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巴格沃蒂等多名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多有贡献的学者完全有资格与克鲁格曼分享荣誉。因此，克鲁格曼一人获奖，被很多论者解读为他在过去20多年里多次准确“预言”美国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危机，暗合了今年全球经济危机下人们渴望经济学家能有人予以预判和回应的社会心理。同时，也或多或少包含了诺奖委员会和其代表的民意，对于自去年陷入僵局的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失望。 

    “预言家”的苦涩 

    在媒体制造的关于克鲁格曼的诸多“传奇”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在过去20年里成了一位最善于“预言灾难”的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公众天然的有追寻先知和领袖的心理依赖，媒体有意无意间也在反复的投其所好，塑造着一个接一个的“伟大先知”和“英明领袖”。对于后者，姑且不论。对于前者，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来，也许更多的是一杯智慧酿成的尴尬苦酒。 

    1994年，克鲁格曼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撰文，针对世界银行给予亚洲经济增长以“东亚奇迹”的评价，激烈批评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资拉动，而不是由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获得的高速经济增长，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克鲁格曼的这番言论不仅引起了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广泛争论，同时，也极大激怒了李光耀、马哈蒂尔等领导“东亚奇迹”的领导人。克鲁格曼的批评，无异于通过对经济增长的质疑，直接触动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合法性，可谓利害深远。 

    其实早在克鲁格曼之前，耶鲁大学教授斯里尼瓦桑（Srinivasan）就对世界银行的报告提出了与克鲁格曼基本相同的批评。而斯里尼瓦桑与克鲁格曼的观点并不是什么神乎其神的“预言”，至多是新版的“皇帝新衣”。他们指出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常识，即只靠投入资本、原材料和劳动力要素拉动的投资产出，几近于简单的消耗资源，并通过这种消耗获得一种近乎于原始的经济增长。与靠技术进步拉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相比，后者显然更符合可持续增长的原则。最关键的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打破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瓶颈，抵消劳动力成本不可抑止的逐渐升高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为经济增长不断提供新的动力。 

    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是否真的只是简单的资源消耗式增长，大可争议讨论。没记错的话，当时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先生，曾和国内另一名经济学家任若恩合作撰文，对克鲁格曼的文章做了详细的回应。不过，随着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风暴，克鲁格曼的“预言”成真，当年被激怒的亚洲领袖们最终也大多不得不闭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克鲁格曼并没有因预言成真而浅薄聒噪，其心境，也许和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二战期间的心境相通。一战结束之后，凡尔赛和约被战胜国强加在战败国德国之上，凯恩斯敏锐的察觉到和约只能使德国的魏玛共和变得极端脆弱，并成为危险的右翼政治势力最有力的外部帮手。为此，凯恩斯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预言凡尔赛和约可能导致德国未来急剧法西斯化的走向。最终，欧洲的烽烟印证了凯恩斯的智慧。如同肆虐东亚的金融危机印证了克鲁格曼的预言一样。 

    这样苦涩的“预言家”，又有几人想当？ 

    “伟大社会”的理想 

    亚洲金融风暴十年之后，次贷引发的危机阴影笼罩美国，时至今日，全球金融危机已经酿成。很多人云亦云者将克鲁格曼一篇篇批评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文章视为“反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预言，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事实上，克鲁格曼几乎是最坚定的自由市场支持者，只是比起迷信于“看不见之手”的经济教条论者，克鲁格曼有着更为务实的见解。同所有聪明的经济学家一样，克鲁格曼只是不希望看到美国经济被极少数富人阶层所把持，更不希望被华尔街的掮客们以金融创新的名义绑架，大搞虚拟忽悠经济。强大的实体经济和谨慎的金融创新才能支撑美元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换句话说，克鲁格曼心目中的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天堂，而不是经济权贵玩弄世界的乐园。 

    作为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公共知识分子，克鲁格曼的公共著作其逻辑之强，文笔之优美，批判之犀利，足以荣膺某些文学奖桂冠。同时，克鲁格曼鲜明的民主党立场，也总是令人想起两年前去世的另一位一生坚定支持民主党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尔布雷斯。因此也有人说，克鲁格曼获奖，弥补了加尔布雷斯未能获得诺奖的遗憾。毕竟，在很多方面，他俩坚守的立场和观点实在是太像了。 

    1963年11月22日，民主党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继任，并于翌年成功竞选成为正式总统。约翰逊任内所做的著名演讲《伟大社会》，便是由加尔布雷斯亲自起草。在约翰逊的演讲之后，“伟大社会”成为继罗斯福的“新政”之后，民主党人始终坚守的又一核心理念。追求社会公平，通过对富人的高税收避免贫富过度分化，同时推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所有这些，成为令人怀念的民主党黄金时代（即“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这一时期）的宝贵遗产。 

    在克鲁格曼看来，罗斯福推行的“新政”带来了美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大压缩”进程，在政治上扩大了有投票权的选民范围，在经济上遏制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战争也为美国社会带来了权贵阶层与劳工阶层重新签订社会契约的机会。工会的兴起，最低工资制的出现，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体系，乃至医疗保障体系的出现，都与“新政”密不可分。比之保守派经济学家反复强调是欧洲的战争挽救了美国的萧条，“新政”的经济干预政策和社会福利计划只是加重了财政负担这类老生常谈，克鲁格曼的眼界显然深刻的多。 

    如果不是因为越战泥潭，林登·约翰逊不会被迫退出总统连任竞选，延续“新政”理想的伟大社会计划也将在约翰逊手里继续下去。很多人都想找到民主党黄金时代戛然而止的原因，其中大多将之单纯归结为越战的失败。但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问题最终瓦解了曾经受惠于“新政”的中下层联盟，伟大社会的理想，终被罗纳德·里根开启，延续至小布什时期为保守主义复兴所击退。 

    克鲁格曼不遗余力的指出小布什任内政策的失误和对公众的误导欺骗，但他也清醒的意识到，民主党若想真正继承伟大社会的遗产，就不能仅仅指望出现一个奥巴马，而必须彻底荡涤弥漫在美国社会8年的保守主义思想，重新找回民主党那套接近于欧洲社会民主理念的自由主义传统。敢于做出罗斯福当年一样的激进变革，拿出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实践伟大社会的诺言。 

    当然，这一切一切的前提，是先解决掉眼下因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和克鲁格曼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