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在2008年辞世前，在1986成为争鸣焦点时，或五十年代刚开始执导影片之际，谢晋都不承认存在一个“谢晋模式”。他把自己当作埋头苦干的耕耘者，无暇分辩和争执。
毫不迟疑地咀嚼苦难，再满怀信心地给予希望，这便是导演谢晋始终如一的动作。他认定这便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电影，而对其中可能存在的矛盾、特定时空对自身的局限无暇顾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是对的，他确实拍出了最重要的电影。
只有最痴迷于《牧马人》或《芙蓉镇》的人，才会认为谢晋的时代是2008年10月18日这一天才结束的。虽然谢晋在晚年备受尊崇，作为一种电影的谢晋，却早已退出了曾经长期占据的时代制高点。这与谢晋本人的作品质量无关，后期的《老人与狗》和《鸦片战争》在艺术上其实更加圆熟。但势易时移，在张艺谋、陈凯歌等人都渐渐被视为老导演的年代，谢晋典型、朴素的“理想写实主义”，也许依旧能得到业界和观众的认可，却不可能再具备直接为时代留下烙印的功能了。更重要的是，在完全不同于当年的、多元复杂的新时代，一个定于一尊的中心已无法在观众和电影圈中形成。如今，《英难》和《赤壁》的票房数以亿计，却再也没人有资格说，我是这个年代的谢晋。
相声大师侯宝林辞世前喟叹道：“再也不会有侯宝林了。”10月26日，众多电影人和群众一起送别，人们的静默和泪水表达一个类似的意思：是的，再也不会有谢晋了。
关于谢晋时代结束的说法20年前就出现了，题目就叫《谢晋时代应当结束》。1986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这篇文章和另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分别出自两名青年评论家之手。当谢晋的事业达到顶峰时，这样的批评尖锐到苛刻的地步，主要的观点是：谢晋的电影是一种“与现代意识毫无干系的”“电影儒学”，恪守“好人蒙难”、“价值发现”、“道德感化”直到“善必胜恶”的叙事法则，具有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同中世纪的宗教传播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对现代社会主体独立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含蓄否定。总之，谢晋电影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是一代电影政治化和“滥情主义”的代表，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的不协和音。
20年后，重新审视当年的这段“酷评”，发现这些说法确实精准，其准确程度吊诡地超出评论者本人的预期。其中不仅敏锐地揭示出电影确实存在的局限性，还从反面比当时众多的赞誉更深刻地勾划了谢晋的真正特点及核心特长，发现了他打动观众心灵的真正秘密。是的，谢晋所遵循的精神、信念和创作模式也许不是最现代的了，也许表演和结构都没有走出长期的程式化，但当年历经无尽沧桑的观众走进电影院，想要看到的，正是“蒙难的好人”最终有好报，是“善”最终战胜“恶”，他们需要被称为“滥情主义”的故事、人物、场景和对白，因为远远不及评论家“现代”的他们，需要在银幕前被感动的时刻，不管这感动是深沉还是浅薄。
毫不迟疑地咀嚼苦难，再满怀信心地给予希望，这便是导演谢晋始终如一的动作。他认定这便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电影，而对其中可能存在的矛盾、特定时空对自身的局限无暇顾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是对的，他确实拍出了最重要的电影。
在2008年辞世前，在1986成为争鸣焦点时，或50年代刚开始执导影片之际，谢晋都不承认存在一个“谢晋模式”。他把自己当作埋头苦干的耕耘者，无暇分辩和争执。谢晋的成名作是执导于1957年的《女篮五号》，最后一部电影是2000年的《女足九号》，以两部体育题材影片作为头和尾，可能是谢晋本人和拥趸者们始料未及的，没人把谢晋当成一个体育电影导演。巧合的是，中国社会的重新再出发正是以女排、奥运会这样的体育事件为最鲜明的标志，冥冥中仿佛又一次呈现出谢晋始终将“中国”作为电影叙事主体的不懈追求。《女足九号》肯定不是谢晋本人的最后计划，却终于成为谢晋把握时代脉搏的最后一次努力。当时女足的“铿锵玫瑰”精神带来了又一次举国性的感动，谢晋让伍宇娟等人在银幕上塑造了“谢晋式”从艰困奋斗到辉煌绽放的故事。这个句点不能算不漂亮，却再也无法与当年的谢晋相提并论。
《女篮五号》则是一个梦幻般的开始。1957年，共产党员谢晋的政治信念和价值取向无可置疑，却不允许自己像别人一样在银幕上图解口号和概念。他是从40年代的戏剧电影界走过来的导演，得到了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导演的真传。在扎堆的概念化“工农兵”影片中，《女篮五号》从人性出发，细腻的家庭伦理叙事几乎显得孤傲了。1961年的《红色娘子军》是纯粹的革命叙事题材，按照今天的划分，是主旋律中的主旋律，却没有妨碍吴琼花和南霸天成为最动人的经典形象。《春苗》拍摄于1975年，在那样特殊的年代，谢晋的个人特质还是不可隐藏地冒出头来，那便是人性化的叙事，虽然“人性论”一度是针对文艺作品一顶伤害力极强的帽子。
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是谢晋最辉煌的年代。如果你当年还是孩子，你的记忆会是《啊，摇篮》中一群童星闪耀的可爱面孔。如果你是历经或了解这个国家历程的知识分子，你怎能不为《天云山传奇》中跌宕的命运潸然泪下。你因为《牧马人》记住了朱时茂艰忍的形象，却也不会忘怀牛犇那泡痛快淋漓的尿。你可能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民族的苦难和奋斗,《秋瑾》提供了悲怆、高贵、英雄主义的形象。如果要为当年的中越边境冲突找到一个最典型的银幕体现,那会是《高山下的花环》。按照今天的观念,这些电影都不具备“娱乐”因素,无法为观众提供“现代性”的“消费”,然而千真万确,当年人们就是通过这些片子娱乐的，只不过那时不叫“娱乐”，叫作“精神食粮”。
我总有一个错误的记忆，把《人到中年》这部经典也算在了谢晋的名下。这电影的确太“谢晋”了，潘虹那干净到苍白的面孔所传达的悲伤和感动，几乎是谢晋悲观又乐观的叙事美学的一个标本。我又会觉得《芙蓉镇》已经不像是谢晋了，因为其中充斥的荒谬感、变形感，远远超出惯常的“谢晋模式”，像是某个第五代导演的淋漓之作。在谢晋真的要被后辈完全超越的年代，他还会拿出一部《最后的贵族》，来证明他洁净娴熟的镜头语言，依然能完成有品质的电影叙事。谢晋在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里是妥协着度过的，整体落后的电影环境，不成熟甚至幼稚的电影观念，从剧本到表演的普遍程式化，尤其是总要强调“政治标准”，使他崇尚本真、典雅的艺术灵魂只能在夹缝中成长，这艰难的成长让他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当新时期的电影环境迅速改变，谢晋也终于进步成为更完善、更懂得怎样把握电影本质的导演时，他的时代却过去了，他原来占据的舞台中心位置早已换成了别人。
1997年，谢晋在香港回归之际拍摄了《鸦片战争》，这很像他一贯的风格，就是在今天的欢欣中提醒人们别忘了昨天的苦难，但这电影的专业意义是阐明：谢晋也能毫无障碍地把握所谓的“大片”。
谢晋终于没有拍出一部《集结号》那样狂扫票房的大片。他今年85岁了，他的儿子谢衍今年也已59岁。8月份，谢衍因肺癌离世，经历丧子之痛的谢晋两个月后随儿子而去，这确实是个让人沉痛的结束。上世纪谢晋刚刚在影剧界开始的时候，评论家柯灵曾说过：“郑正秋逝世表示了电影史的一章，而蔡楚生的崛起象征另一章的开头。”
谢晋结束了一章，究竟是谁开始了新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