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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阿拉木图宣言》：政府向公立医院提供补贴，提供老百姓可支付的服务，这种低水平、广覆盖的中国模式被世界银行和世卫组织树为样本。如今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人享有健康”在那时就被列为千年发展目标。
过去美好的，现在不一定美好；过去不好的，现在不一定不好。峰回路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医改的曲折进程，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阿拉木图宣言》：政府向公立医院提供补贴，提供老百姓可支付的服务，这种低水平、广覆盖的中国模式被世界银行和世卫组织树为样本。如今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人享有健康”在那时就被列为千年发展目标。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中国医改徘徊在“公益性”和“市场化”十字路口，终于重新亮相。2008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正式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广泛征求意见。
30年医改路，博弈与僵持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征求意见稿》承载着太多国人的期许。回望医改走过的30年历程：
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大胆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从1985年起，中国医改全面启动，“只给政策不给钱”，“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这一阶段医改政策打破了“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活力的激发，效率的提高，让人们暂时忽略了城乡之间医疗卫生差距逐渐在拉大。
卖掉公立医院，让其完全“市场化”。2000年2月，国务院《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公布，“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内容，被解读成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江苏宿迁市人民医院的“全卖光”医改模式，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关注和激烈的争论。
要“效率”还是要“公平”，医改风云变幻。2005年7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披露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其中最震撼的一个结论就是——“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
“群众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医务人员不满意”，“看病难、看病贵”成为新的三座大山之一。2006年9月，成立了由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国家发改委主任和卫生部部长共同出任组长，新一轮的医改正式启动。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立25个月以来，部委之间一直在博弈，在“补供方”还是“补需方”上一直在僵持。
健康被列为民生之首。中央决定，将医改方案起草权暂时从4大核心部委手中剥离。2007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麦肯锡咨询公司接受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各自起草医改方案，平行研究，为决策提供参考，后来增加到9家机构。2007年5月30日，多套医改方案“过堂”，10月份开始征求专家意见。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中国特色卫生医疗体制的制度框架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新时期对卫生医疗体系构成的全面概括。关心医改的人都意识到，新医改方案的基调已经基本确定了。
笼照着神秘面纱的医改方案，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
“公益不等于免费”
众多饱受“看病难、看病贵”折磨的国人，一直对新医改充满期待。
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对于医改的意见尚属首次。对此，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负责人就医改意见答记者问时，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全社会都会高度关注。”
在社会各界的瞩目中，医改征求意见稿中 “医改改什么”的目标已经明确，归根到底就是满足百姓看病“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期待。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说：“医改的《征求意见稿》确实体现了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价值取向，那就是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这是医改的基本点。”
“公益”一词频繁出现，成为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公益不等于免费。”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虎峰认为，医改意见明确了我们不搞免费医疗，同时又通过对公共卫生和公立医疗机构的投入以及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形成有别于国外以免费医疗或者商业保险为主的医疗模式，明确了制度框架，勾画了体制模式的雏形。
全民医保，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高强说，如果把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点放在大医院，将永远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因为我们发展不了那么多高成本、低收费的大医院，只能把基点放在农村和社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认为，意见中提出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将农民和居民、城镇和乡村合一，为医保体系建设指出了方向。在医改意见中，把农民工看作了职工。对农民工来说，一般都是从相对落后地区进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去打工，他们在务工地参加医疗保险，能够获得比较高的医疗保障水平。如果能真正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医保问题，异地医保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
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认为，这是医改意见的最大亮点。他说，要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就必须加强农村地区、不发达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并向困难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为居民提供公共卫生保障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城乡人均卫生费用的差距现在不断拉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二元卫生结构，农民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大致同等的医疗卫生服务。要从根本上建立新的统筹城乡的卫生筹资和投入模式，做到城乡卫生均衡发展，保证城乡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同等服务、获得同等补偿。
药物，限价还是低价
在轰动全国的齐二假药案中，“亮菌甲素注射液”齐二药厂只以5元出厂价卖出，经过几次转手，最后卖给消费者的价格为46.1元，而其中获利最多的一个环节是药品批发商5元从齐二药厂拿到货，以33.84元的价格卖出，利润率达577%。而设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能不能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
医改意见中，“基本药物制度”却饱受争议，最为引人关注，药企反响最为激烈。他们认为是制药企业的行业重新洗牌。甚至有人认为，国家直接干预药品生产流通的做法，背离了国家确定基本药物的根本目的和药品生产流通的市场经济规律，这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进程是背道而驰的。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遴选并制定相关原则、程序、方法等方面。对于生产和流通领域，要更多地视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的制度，类似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统购统销。顾昕教授认为，在定点的过程，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有可能出现权力寻租的空间和可能。顾昕教授建议，药品价格应实行“天花板”定价，有一个最高限价，保证一个适当的利润空间。现在的15%药品加成政策，拥有处方权的医生偏向于选择高价药，廉价经典药越来越没市场。
而北京大学李玲教授对此持不同看法，她认为，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是针对常用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等环节的全过程的管理，而且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保证药物价格的低廉，保障基本药物的供给。目前，我国大约有6000多家制药企业，多数企业缺乏在激烈市场竞争的能力，这种不正常的生产结构，让老百姓在看病就医的过程中，承受了很大的成本，吃得药又“贵”又“多”。建立基本药物制度，能让我国的制药企业在市场上竞争中做大做强。
此外，一些专家认为，医改意见尚未对一些具体实施措施和配套政策进行明确，如医药分家、政府补贴投入等，这也是涉及利益较为复杂的领域。如果政府投入和配套措施不到位，利益坚冰难以在短期内被打破，有些政策也会带来阵痛。困扰老百姓多年的看病就医的难题，不会随着新医改方案的出台而迎刃而解。
政府财政，补医院还是补患者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是中央的要求，更是人民群众的呼声。无论新一轮医疗改革都必须要和这些要求和呼声实现对接。
缓解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无非是两种方法：一是补供方，政府加大投入实行财政向医疗的大“输血”；一是补需方，完善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布好“农村三级卫生服务”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白重恩认为，这次医改方案中，对补供方还是切割的比较清楚的。政府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农村医疗机构和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对城市大医院，主要对基建和设备进行投入，而主要运行费用不在政府补助范围之内。为公立医院增加经费，并不一定能保证公益性。让公立医院不以赢利为目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公益性产品不一定由政府来提供的，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从市场上获得。在这一点上，它与公共产品的提供不同，政府可以通过补需方的办法，提高消费者从市场上获得公益性产品的能力；政府除了发展公立医院之外还可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公益性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
补供方，还是补需方，李玲的意见是，供需兼补。把补供方和补需方截然对立起来，陷入一种误区。在卫生资源的配置上，无论是用市场的方式，还是用政府的方式，都是一种配置手段，什么方法好用，就用什么方法，实现老百姓病有所医的目标。但在目前，如果单用市场配置的话，优质的卫生资源都会向城市倾斜，而在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无法改变缺医少药的局面。病因是“政府失责”和“市场失灵”并存。要从这两个角度入手，让政府真正回归政府职能，同时科学设计和维护市场机制。在此前提下，保证政府的投入向基层倾斜，让公共财政的阳光变成群众看病就医摸得着、看得到的实惠，最大限度地减轻群众看病的负担。
病有所医，在中国可能并不是一个遥不期的梦。
